《合伙企业法》设立合伙人除名制度,用于解决合伙存续期间合伙人存在重大过错时的退出问题,但法律并未明确两名合伙人架构下除名规则如何适用。商事实践中,不少有限合伙企业仅设立两名合伙人,双方因合伙事务执行、收益分配等事项产生分歧后,常会出现一方向另一方单方作出除名决定的情形。对于该单方除名行为能否产生相应法律效力,司法实践长期存在不同裁判观点。本案针对该争议问题作出裁判回应,对同类合伙企业纠纷的审理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 裁判要旨
在仅有两名合伙人的有限合伙企业中,一方合伙人单方对另一方作出除名决定,请求法院确认其效力,不应予以支持。
⬛ 基本案情
2018年3月,北京甲公司与北京乙公司签订《合伙协议》,共同设立北京某某基金(有限合伙),由北京甲公司担任有限合伙人,北京乙公司担任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合伙协议》约定:合伙人会议由全体合伙人组成,除另有约定外,会议须由全体合伙人共同出席方为有效。合伙人会议有权对下列事项作出决议:……执行事务合伙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可以决定将其除名,并推举新的执行事务合伙人:(1)未按期履行出资义务;(2)因故意或重大过失给合伙企业造成特别重大损失;(3)执行合伙事务时严重违背合伙协议,有不正当行为。合伙企业仅剩有限合伙人的,应当解散。
经营过程中双方产生争议,北京甲公司于2020年12月22日以北京乙公司存在不当行为为由对其作出《除名决定书》,并表示鉴于北京乙公司退伙后,北京某某基金仅剩下有限合伙人,依法应当解散,并于同日向北京乙公司邮寄送达。北京乙公司收到该《除名决定书》后提出异议,不认可北京甲公司所述除名理由,认为北京甲公司无权单方作出除名决定。2021年,北京甲公司以北京某某基金已具备解散事由,但未在法定期限内确定清算人为由,向法院申请指定清算人进行强制清算。法院裁定对强制清算申请不予受理。北京甲公司不服,提出上诉,二审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北京甲公司提起本案诉讼,要求确认其作出的《除名决定书》已经于2020年12月23日即通知到达之日生效。
⬛ 裁判结果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5月29日作出(2022)京0111民初7446号民事判决:驳回北京甲公司的诉讼请求。北京甲公司、北京乙公司均不服上述判决,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1月30日作出(2023)京02民终13409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 裁判理由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在仅有两名合伙人的有限合伙企业中,一方合伙人单方作出的除名决定是否发生法律效力。
《合伙企业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合伙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可以决议将其除名:(一)未履行出资义务;(二)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合伙企业造成损失;(三)执行合伙事务时有不正当行为;(四)发生合伙协议约定的事由。对合伙人的除名决议应当书面通知被除名人。被除名人接到除名通知之日,除名生效,被除名人退伙。被除名人对除名决议有异议的,可以自接到除名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法人、非法人组织依照法律或者章程规定的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作出决议的,该决议行为成立。”(本案《除名决定书》作出于2020年12月,当时适用《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二款,二者内容一致。)据此,合伙人除名属于决议行为,应当依照法律或者合伙协议约定的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作出,并以“经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为成立要件。本案中,北京甲公司要求确认《除名决定书》已生效,实质系要求确认其单方作出的决定可产生将北京乙公司除名的法律效力,进而发生当然退伙的法律效果。
其一,从文义解释角度分析,依据《合伙企业法》或《合伙协议》约定,均有“经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的适用条件。作出决议(决定)的合伙人应为两个或以上,由此方可满足“一致同意”所要求的双方或多方意思表示一致。如被除名人外仅余一名合伙人,不存在形成双方或多方意思表示一致的可能。
其二,从法律行为性质角度分析,案涉除名决定应属决议行为范畴。决议行为应按法律或章程规定的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进行。北京某某基金的“章程”应指向合伙企业合伙协议。因北京甲公司单方作出《除名决定书》时,北京乙公司作为被除名人无法参与,北京某某基金亦不存在其他合伙人。《除名决定书》实质系欲使北京甲公司单方作出的法律行为产生决议行为的法律效果,此举与法律规定、合伙协议约定的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并不相符,不能产生决议行为成立的法律效果。
其三,从纠纷解决途径角度分析,除名决议成立,进而有效的法律后果为被除名人当然退伙,如允许一方合伙人以除名退伙方式解决双方争议,则仅剩唯一合伙人的合伙企业将丧失合伙的基本特征,对于有限合伙企业而言更丧失了推举新的执行事务合伙人的可能,属于《合伙企业法》第七十五条规定的法定解散情形。换言之,对于北京甲公司是否有权作出《除名决定书》以及对《除名决定书》效力的实质性审查,实为对北京甲公司就《合伙协议》的解除权是否成就的审查。北京甲公司主张其享有的除名权,亦已等同于可单方解除合同之形成权;进而基于该形成权成就条件下所一并发生的合伙协议解除、双方当事人散伙、合伙企业解散。
对于《合伙协议》是否应予解除、合伙企业是否应予解散之争议,当事人应依据适当的请求权基础予以解决。在此情况下,除名权的行使已无实质意义,反而客观上割裂了法律效力审查与法律后果处理二者之间的关联,不利于纠纷的实质性处理。据此,北京甲公司单方作出的《除名决定书》不符合法律规定及《合伙协议》约定的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不能产生决议行为成立的法律效果,其请求缺乏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
⬛ 案例解读
合伙企业兼具灵活性、税务透明等诸多优势,有限合伙企业进一步实现了管理权与出资额的分离,又通过有限责任降低了财务投资者的风险,越来越受到青睐。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中,合伙型基金数量和投资规模占比最高。但合伙企业经营过程中,由于利益分配不均、决策分歧、信任危机等因素,合伙人之间的矛盾冲突在所难免,极端情况下会出现一方合伙人企图通过合伙除名机制将另一方合伙人“赶出去”的现象,相关法律问题层出不穷,亟需统一裁判尺度。
本案中,仅有两名合伙人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人单方对普通合伙人作出除名决定,并起诉要求确认除名决定已生效。对此问题历来存在争议。一种观点认为,根据《合伙企业法》第四十九条中“一致同意”的字面解释,作出除名决议的合伙人应为两个或以上,在仅有两名合伙人的合伙企业中,允许一方对另一方作出除名决议,则只剩下一方投资主体经营,该企业将丧失“合伙”的法律特征,因合伙人不具备法定人数而面临解散,当合伙企业要解散时,意味着要清算、处分合伙人财产,行使除名权已没有任何实质意义。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仅有两名合伙人的合伙企业可依据《合伙企业法》第四十九条规定作出除名决议,“经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实质上应当更为完整地理解为其他合伙人均同意且同意的表示有且仅有一种,而不是片面强调同意的合伙人两个或两个以上。
本案裁判采用第一种观点,主要考虑从文义解释的角度入手,进而以“决议行为”性质角度分析,最终以纠纷解决途径予以印证,以探寻妥善解决此类争议的最优路径。
首先,从文义解释规则入手。文义解释是关切法律文本意义的解释,不仅是文字意义最直接的表现,也是探讨规则意义的入口,对于保障法律的稳定性与可预期性具有重要价值。只有在文字含义模糊或存在歧义的情况下,才能适用其他解释方法。《合伙企业法》第四十九条中“经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不存在文字含义模糊或歧义,应直接按照字面意思理解。通过文字含义探求立法本意,立法者并未考虑合伙企业仅有两名合伙人的情况,预设了合伙企业有两名以上的合伙人,对合伙人除名后,合伙企业仍然存续。
其次,从决议行为法律性质分析。分析法律行为的效力,离不开研究法律行为的性质。《民法典》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法人、非法人组织依照法律或者章程规定的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作出决议的,该决议行为成立。结合上述法律规定,本案争议的除名决定应属决议行为范畴。区别于作出即成立的单方民事法律行为,决议行为应按法律或章程规定的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进行,由此方能发生决议行为成立的法律后果。不同于单方法律行为一经作出即发生法律效果,决议行为属于多方民事法律行为,根本特征在于其根据程序正义的要求采取多数决的意思表示形成机制。本案中,有限合伙人作出的除名决定实质系欲使其单方作出的法律行为产生决议行为的法律效果,与法定或约定的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并不相符,即不能产生决议行为成立的法律效果,进而不能确认其效力。与公司股东除名制度相较,合伙人除名制度的程序要求较低,但亦需符合基本的决议成立要件。
最后,从纠纷解决途径予以印证。判决确认除名决定有效,其法律后果为被除名人退伙,如允许一方合伙人以除名退伙方式解决双方争议,则仅剩唯一合伙人的合伙企业将丧失合伙的基本特征,对于有限合伙企业而言更丧失了推举新的执行事务合伙人的可能,属于《合伙企业法》第七十五条规定的法定解散情形。因此,对于有限合伙人是否有权作出除名决定以及对除名决定效力的审查,实质上是对《合伙协议》解除权是否成就的审查。如前所述,本案中,有限合伙人仅要求确认除名决定有效,但如确认有效,将一并发生合伙协议解除、双方当事人散伙、合伙企业解散的法律后果。有限合伙人提起本案诉讼在客观上割裂了法律效力审查与法律后果处理二者之间的关联,不利于纠纷实质性化解。
综上所述,对于仅有两名合伙人的合伙企业中一方合伙人单方除名决定的效力认定,应当从文义解释的角度、法律行为的性质角度予以综合分析,而后从是否利于纠纷解决途径的角度予以验证,从而选择纠纷解决的最优路径。
(该案例入选《中国法院2025年度案例》,案例解读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因篇幅限制有删改,为方便电子阅读已略去原文注释)
编写人:周梦峰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四庭副庭长 三级高级法官
来源:北京二中院金色天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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